2021年9月13日至2021年11月3日，阅读。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
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更为广阔的意义是，毛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三个精髓，这三大精髓证明了是他后来的全部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
这三个精髓是：第一，由每一个人与每一个社团所组成的民族，必须有一个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作为道德规范，那就要有一些别的什么来代替它；第二，正确思想的首位是儒家所说的“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是正确的———不仅是字面上的正确，而且是道义上的正确—————那他的行为也一定是正确的；第三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孝’这个词有错误的导向，我们不要被它欺骗。”
毛指责他坏脾气的、吝啬的、过分严厉的父亲，经常打他和他的弟弟，甚至有时候他的理由很清楚，指责也都落在他身上：“有一次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 ;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毛忘了提及，他反抗的是一次正当的教育，因为一个13岁的孩子，当着许多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其结果一定使这一家大失脸面。
若干年后，毛描述了这样的体验，他像是从中学习了反权威的造反的价值：“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那些最强烈地打动你的东西往往是最基本的平凡的事物。毛深爱着他的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试图创造和平安宁。他父亲，愤怒而易受伤害，总是迟钝地、莫名其妙地想补救所造成的处境。毛自己，难于管束的、倔强的孩子，而又需要大人指引。在父母与十岁儿子之间，简直不具有典型性的联系。
作为进一步的保证措施，毛决定他的新婚妻子应该待在幕后，与她以前的杨开慧和贺子珍一样掌管他的私人秘书事务，而没有任何正式头衔。对外界来说，江青就像一个贤妻良母。但在私下里，她和毛的关系常常很震荡。她不断地请求他在党组织中为她说情。让她获得特殊待遇的事儿，特别让他上火。终于，他对她咆哮起来，说她是女妖精，让她滚得远远的。
除康生外，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还有党的其他元老们，从未完全接受她。毛的警卫李银桥回忆说，一天在午餐桌上，她突然尖叫起来：“他妈的混蛋!”看到毛沉下脸来，她连忙解释说，她不是指他而是指拒绝在政治上真诚接受她的“党内那帮人”。在25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在她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并掌管了一份权力时，她设法对这些怀抱敌意的羞辱复仇了。
1947年中的一天，毛还是对李银桥真诚坦言了自己对她日增的失望。“我结婚结得不好，”他悔恨地说，“我太轻率了。”然后他叹口气。“江青，”他说，“是我妻子，如果她是我的一个部下，我会立马让她卷铺盖走人……可现在我却无能为力。我只有忍受她。”那个时候，毛的儿子岸英及女儿李敏，也都和他住在一起。如果不是这些较早些的也更幸福些的婚姻所产生的有血有肉的提醒者，让他做出对江青不利的心理上的比较的话，他本来很可能会更少些人情味的。然而，即便没有他们的存在，这种关系也还会变味。在公开场合，表面上的关系还维持着。
讽刺和批评都是需要的，他说，但文艺家们必须知道，他们属于革命界限的哪一边，那些(像王实味)用他们的精力去刻画“无产阶级的所谓‘黑暗’”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中的蠢虫”。他继续说，艺术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是，成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将自身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并赞美他们的革命斗争。
四天后，王被押上一场思想公审大会。纵然他采取的是一种较温和的形式，但他还是60年代斗争会的一个雏形，连续两星期，他的党内同事们辩论他的错误。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定了调子。他把王比喻成一只蚂蟥，还指示要称呼他为“屎味同志”，这是用谐音改变名字的无聊文字游戏。那位勇敢诗人艾青吟诗道：“他的观点真反动，他的药方真有毒；这样的‘人’不配称为‘人’，更不必说是同志。”就连反叛的丁玲也认定公开指责他是上策。依照整风的逻辑，王只是洗罪还不够。他的作家伙伴们公开羞辱他。他的“公审”首开一种集体揭发惯例的先河，成为此后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对付唱反调者的一项基本措施。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毛泽东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毛泽东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的。毛泽东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激进的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原文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737909/
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跟着一支队伍活动。他们打了一天的仗，战斗结束时没有饭吃。小米倒是能搞到，但是部队没有钱付款，指挥员不允许不付款就把小米拿走。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对他的战士们讲解毛泽东在古田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里有一些是关于不给钱不能从当地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的规定。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呆若木鸡的是，这支饥饿的队伍用嘹亮的歌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了这个夜晚。“他们的歌声像弦乐交响曲。”她这样写道。
【这段让我看的心头酸涩】
·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叫到一起，他有个问题要问他们：“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先发言。“这还不容易，”这位二号人物说，“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我先让猫饿三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做法一样，也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主席自己怎么做呢？
“这很容易，”他说——至少在这点上跟刘少奇一致，“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这段的背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于资本家的处理问题上，三者的看法，没有出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45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一起工作。他们都来自湖南，讲话都带湖南口音，但彼此能听懂。在延安，是刘少奇策划了树立毛泽东为领袖和思想家地位的行动，并在1945年的第七次中共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刘少奇曾试图把毛泽东从第一把交椅上赶下去。真相是，刘少奇把毛泽东看作中共的主席，而不是皇帝。 这两个人在大的观点上有分歧。刘少奇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革命的贡献。他像天主教徒相信教会一样相信党的权威，不像毛泽东那样热衷于邀请群众批评党。他的性情是喜欢以有条不紊的步骤办事，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地发展经济。
刘少奇没有毛泽东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他对苏联的各种缺点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看得那么重。很难想象毛泽东会使用从刘少奇的嘴里自然说出的国际主义形式的语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对毛泽东来说，任何中国的东西都不能称为某种非中国的东西的“支部”。 最大的差别在于刘少奇身上没有那种“猴子”气。他不具有毛泽东以倾斜的视角看事物的地习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把生活看作永远处在流变之中并从中获得乐趣。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向上的扶梯。在毛泽东看来，它是个波涛汹涌的海洋。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门科学，要以理智的步骤加以追求。对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不允许在最后的胜利中被扭曲。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时就开始扩大了。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冲击的最终反应，是决定找到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即使它不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让固执地抱着正统不放的刘少奇落在后面，只感到对猴王的胡闹不理解。
【毛泽东为什么最终和刘少奇“分道扬镳”】
·除了二号人物的存在提醒毛泽东死亡正在来临以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林彪的军队1967年后作为政治体制基石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毛泽东现在一心要重建他在1966年如此坚决地抛到风中的党的机构，但林彪的军队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到营房里去。
第二，毛泽东觉得60年代的林彪滋长了一种权势政治心理。林彪提到“绝对权威”，这激怒了毛泽东心中的猴性。毛泽东跟林彪不同，他并不把不计一切代价保卫政权大厦置于最。他也不像林彪那样倾向于使用军事权威的盖子来窒息政治上的观点分歧。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作用。毛泽东在1966年给妻子的信中曾经表达过，他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包装成神奇的包治百病的灵药的做法感到愤怒。“我历来不相信，”他写道，“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到1969年，毛泽东怀疑，林彪奉承他是别有用心。
但是，在二号人物位置上，林彪深感焦躁。处在毛泽东的阴影里，距最高职位那么近，同时又无限遥远，这似乎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二号人物来说，这并非是罕见的情况，正像安东尼·艾登在丘吉尔的阴影里、休伯特·汉弗莱在林登·约翰逊的阴影里，以及乔治·布什在罗纳德·里根的阴影里那样。） 对林彪来说，另一个问题是，不仅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具备当中共主席应该具备的条件 。
【毛泽东和林彪的纠葛】
·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每当他出现时，中国的任何观众都会起立并鼓掌。但是，毛泽东的助手们并不总是相信自发性。在毛泽东到来之前，一个管礼仪的人走到钟敬文面前，告诉他这件事的步骤。因为钟敬文坐在门口附近，所以他会先看到毛泽东。一旦看到毛泽东，他必须站起来并鼓掌。这会给整个大厅一个信号，为向主席表示敬意而迸发出掌声。于是事情就这样进行了。据钟的回忆，毛泽东缓缓沿走道走来，显然暴风雨似的掌声没有让他感到不自在。
【就是这一段，特里尔的用意虽然很隐晦，可是我一点都不反感这种英雄崇拜。】
到下午4点，人群散去。自行车潮开始像往常一样涌过天安门，碾在追悼会留下的印有大会程序的废纸屑上。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即将诞生。
【这是书的最后一段话，真的是意味深长，特里尔的才华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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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回忆
《第三种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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