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1日至2022年7月12日，阅读。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东西方的崛起与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四月初的太阳照着北京城，暖融融的，懒洋洋的。这是世纪初的北京——公元2001年的四月初，就是在这样一个上午，我又一次来到故宫后面的景山公园。
又一次来绝不是因为这里多少景致没看够。相反，这里其实没有多少景致可看，尤其是置身于这周边的风景名胜中——正南是故宫，西边是北海，而这里则只是一座土山，几个亭子，她根本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又一次来是因为有件东西上次过眼太匆匆，没有细细品味。
明思宗殉国处。李自成的民兵攻入北京，朱由检自缢于该处一槐树。思宗是明诸帝中少有的思有作为者，却终以悲剧收场。这件东西就是那棵树，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那棵树其实仅仅是一种象征——在土丘一般的景山东南下方，立着一株歪脖子槐树，上挂一牌——“崇祯吊死煤山处”。自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就是崇祯吊死的那棵树，因为这棵碗口粗的歪脖子树最多不过三、四十年树龄的样子，而自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到现在，差三年就满甲申年的第六个轮回了。如果那棵树还长着，该是多么让人感慨万千。面对它，会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苍老！
我在那棵树前徘徊了好一阵子，随后就拾级而上，在景山顶处的万寿亭坐了下来。故宫就在前方，强烈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正前方是从天安门甬道到故宫博物院出口的中轴线，这样一看，故宫恰似一本摊开的历史书。
那是个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甲申年。三月十八日，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了崇祯的最后一道堡垒——北京皇城。明崇祯帝朱由检在逼死后妃、剑砍长公主后，踉踉跄跄地从紫禁城里走了出来，跑到这后面的煤山上，望着四处燃起的烽烟，一壶酒一直喝到红日坠去，星光临天。随后他在一棵树的枝杈间用丝带打了个结，告诉身边太监：他痛失江山，无脸见祖宗，死后要以发覆面。随后就上吊而死。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中国历史上的腐朽黑暗时代人们历历可数，最腐朽黑暗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崇祯之前的天启年间。为什么？为一个活人造生祠，这本来就有些出格了，况且这个活人是个流氓无赖起家的阉人；这还罢了，建祠的档次竟还要同“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显赫得无以复加，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阉人的生祠建在岳飞墓和关公庙之间，让一位过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长叹一声！但这一声长叹的代价却是惨遭毒打，身首异处。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开封甚至扒了两千间民房建起一座气势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为建生祠还拆了学堂和其他庙宇。这个阉人魏忠贤的最大功绩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东林党人前仆后继但都一一惨败后，熟读圣人书的人们开始选择沉默，而相当多的选择了拍马逢迎。试想，有那么多的当官为政者情愿甘当一个阉人的鹰犬，甚至干儿干孙，朝野充斥着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儿义孙”之类腌渣杂碎，朝政的风气已经无耻到何等地步？读到这一页历史，三百多年后还让我们为民族里这样一群人的丑陋、虚伪、凶恶、嚣张与软弱感到耻辱，而这些事情真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祯就是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但他以十七岁的小小年纪，驱逐客魏，剪除阉党，整肃吏治，却显得干净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个国家的期望。当时，许多士人和百姓都觉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转，将开始新的复兴了。
然而，烂摊子毕竟是烂摊子，并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在滑向无尽的深渊，以至于朱由检从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而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的窘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愈加地严峻。朱由检不由地先乱了阵脚，继而手足失措，继而焦头烂额。可以说，忧心忡忡的心态一直贯穿着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们在评述崇祯帝时，大多认为其痛失江山的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两个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难以一贯始终，多疑使他难以容忍失败，多疑使他变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毁长城。人们看到，无论是防御后金的边塞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竟如走马灯一般调换。人们看到，类似袁崇焕这样出色的将领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场上；人们还看到，崇祯帝在洗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后，多疑使他最终启用的不少人竟还是阉人，只不过换成了自己亲信的阉人而已。
是什么致使他如此多疑？或者也可这么说，崇祯帝还能信任什么？
在历经了一个黑暗无比的阉人时代，急欲中兴振作的朱由检在启用人方面确实大动了一番脑筋。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经过那个肮脏时代的人们，好像大家都刚刚趟过一条臭水沟一般，有几人身上不沾有污点？于是，他开始像粮店里的新掌柜那样清理着自己的粮食，却发现自己簸萁里扬来扬去竟有那么多的秕糠，难见几粒丰实饱满的谷物，而更多没来得及清理的粮食却正在继续发霉。我想，他被首先感染的情绪大概就是失望，继而便是对整个官宦集团的多疑。
崇祯怎能不多疑！
他经历了一个连恶贯满盈的坏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时代，一面是卑劣行径让人作呕，一面却是圣人言辞的滔滔不绝。官场的腐烂气息既令他十分不满，又让他感觉到窒息得无力、虚弱和发狂，他能有什么样的胸怀来相信人！于是，面临着熊熊燃烧的农民起义大火，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关外饿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诏己”。十七年的帝王生涯，终于使他的路途越走越窘迫，越走越狭窄，最终走向了那棵吊着绳环的树。
可以说，是那个腐朽的时代埋葬了他和他的王朝。
顾炎武是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在明亡以后做总结时这样认为：其实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这样也可以说，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
崇祯一年十一月，陕西延安府一带因为年荒，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领头的是一位从边塞逃亡回乡的军人，其余的便是饥民。正恰似干柴遇烈火，火很快就烧大了，附近饥肠辘辘的农民纷纷加入不说，与此同时，有人又在附近的宜川起事，又一堆火山燃烧起来。
好像“熊熊燃烧”得还不够，崇祯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陕西农民起义这把火的严重性，仍以为是区区几个毛贼为饥饿而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当然，新君即位，百废待兴，崇祯自己定下要做的事很多。到处是补不完的窟窿，很多事如果不用心去做，都可能有使王朝覆灭的危险。当时，有那么多的烂摊子事已经把崇祯搞得焦头烂额，他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来洞察天下？
其实不光农民忍饥挨饿，就是吃粮当兵的日子也十分难过。明朝边关重镇要塞一半在关中，这里面有陕西的大量士兵。根据史料记载，因朝廷财政困顿，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兵饷已积欠整整三十六个月！于是，士兵因无衣无食大量逃亡。但明政府为节省开支又打起了驿卒的注意，从崇祯二年起欲从中“节金钱数十万”而裁驿站。这些被裁的驿卒无衣无食，大多回乡加入了造反者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曾在宁夏当驿卒的李自成。而另一个陕西人张献忠，本是延绥镇的一名军卒，因被陷害而逃跑，于崇祯三年在米脂也拉起一帮小兄弟跃跃欲试，在匪气十足、拥有着众多类似水浒人物混号的大小队伍里，也拉起了属于自己的一面造反大旗。张献忠因身长面黄而被称为“黄虎”，他本人则自称“八大王”。闯王、黄虎、革里眼、点灯子、满天星、双翅虎、紫金梁、不沾泥、扫地王、混天猴、独行狼、曹操、马回回……正是这些逃亡士兵、失业驿卒和饥民，演绎着那个时代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成为最终冲垮明王朝社稷大厦的巨大洪流。
明王朝大厦倾覆，本来改朝换代也不是多稀奇的事，然而李自成造反，却不曾料想最后入主中原的竟是剃葫芦头扎大辫子的满清。以后的事实证明，满清的入关，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
明王朝腐朽不堪，但正因为腐朽不堪，才成为新生力量的催生剂——犹如腐烂的木质上生出了嫩芽，正待以蓬勃成长。那时的工商业已经很成气候，其实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年间，采矿业在民间已经不是零零星星，一些地方还有一定的规模。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朱羽钧迷恋财货，派了大量的太监到各地征收税银，所去之地不是繁荣的市场就是上规模的矿场。史书说万历皇帝派的八大太监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江苏苏州、山东临清等地甚至激起“民变”，说“民变”其实已经不妥，因为这些“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和其他常见的行业，变成了一些作坊的雇佣工。正是这些太监们欲壑难填的横征暴敛，使得众多的行业作坊纷纷停工关门，也就使得这些雇佣工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明末的工商业其实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萌芽”；当然现代有不少人对是否可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一事异议不小，本文也无意去讨论这些。只是这“萌芽”时运不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被横征暴敛，难有多少生息成长的机会。后来碰到了满清入关，于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一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劫难，工商业这棵嫩芽也就迅速夭折了。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
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壹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旻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原文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3145965/
作者：果心居士
原文标题：<转>寻找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白话聊斋志异》——
《金陵十三钗》——商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
《疯狂人类进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