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2月4日，阅读。 

（本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报》总第1781期第8版，有删节） 
 

介于两汉之间，国祚只有短短14年的新朝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插曲，是不被承认的闰位。关于其创立者王莽的事迹，更是晦暗不明。王莽早年以道德君子的形象步入政坛，他处处效仿周公，却篡夺了汉家社稷，最终作为反虏被杀，其一生展现了复杂的多重面相。传统上，王莽被视为包藏祸心的篡位者；晚近以来，学界对王莽不乏肯定的声音，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甚至被称作“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在现代网络世界，他又因种种改制举措被描绘为“穿越者”。但这大多是附会之谈。抛开这些标签，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一书没有预设立场，而是以大量史料带领读者尽可能回到王莽身处的时代，讲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展现了王莽及其家族、刘氏皇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围绕权力展开的角逐，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而理解其所做的选择。
 

汉室与外戚


 

今天看来，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就步入了大一统时代。但汉朝建政之初，时人对历史走向却是茫然的。在历史的惯性之下，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国，郡国两制并行。为了对抗功臣与诸侯，皇帝将外戚纳入皇权，作为制衡的工具。

经过数代经营，汉朝皇帝削弱了宗室，将诸侯领地郡县化，完成了中央集权。而汉朝的统治策略，虽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是以儒治国，但后来的汉宣帝则明确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换而言之，“汉道”就是披上儒学外衣的“秦制”，而非儒家梦想的“周政”。就具体施政而言，汉宣帝沿袭历朝使用外戚来巩固皇权的传统，构建了中朝外戚与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外戚因此掌握了巨大的世俗权力。王莽所在的王氏家族就是作为外戚而崛起。但外戚的地位也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新主登基，旧的外戚往往会退出政坛，这一更替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权不会旁落。汉哀帝登基后，随着其母族、妻族得势，王氏家族一度失势，王莽也被逐出了长安。

改制与失政


 

西汉末期多名皇帝在位不久。汉哀帝死后，王莽在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支持下，重返中枢，担任大司马，获封“安汉公”，其女贵为皇后，王莽的权势如日中天，他自比周公，掌握了汉朝的国政，终于有机会实践儒家改制的理想。首先推行的是制礼作乐，如追谥孔子，建设明堂、更定官名等，这无疑得到了儒生儒臣们的拥护，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最终，王莽不再满足于摄政，而是决定按照“有德者居之”的儒家信条，由自己这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禅让形式成为皇帝，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在54岁那年，王莽接受禅位，建立新朝。接着，他开始展开了建立儒家“王制”的核心改制，即推动社会消除贫富，以君子统治小人，王者垂拱而治，以德治天下。具体举措，包括实行王田制、拯救奴婢、实行酒、盐、铁等专卖，从而节制资本。
 

虽然改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西汉后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改善民生，但新朝的改制没有改变秦制的核心，只是为之披上了一层“王制复古”的外衣，甚至在极端儒家理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加重了民间负担。更糟糕的是，王莽的政治运作能力之低下在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逐渐暴露无遗。一方面，他基于华夷之分，试图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以中国为尊的差序国际秩序，结果引发了与匈奴等周边各族的战争，严重消耗了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他不信任臣僚，刻意包揽大小事务，并荒唐地以为更定制度后，“天下自平”，官僚可有可无，加上各类改名定制，使得官僚队伍陷入瘫痪，一时民变四起，不乏中下级官僚参与其中。

王莽，偏执敏感的“圣人”


 

1. 王莽的姑妈是皇后，但自己幼年丧父，哥哥又死的早，虽然家族的长辈权倾朝野，但他自己并未因外戚身份占到多大便宜
 

2. 也正因家境如此，不同于家族其他人声色犬马，王莽自幼就爱学习、有礼貌，是家族二代接班人的重点培养对象
 

3. 成年后几经沉浮，但从政经验一直在中央、没有下过基层，靠汉天子病死交替之际的政变最终稳固地位。本来定位是周公、霍光，职位title都是安汉公，是辅佐汉家基业再度崛起的角色
 

4. 可结合当时的情况（权利安危+图谶民意），他还是自导自演了禅位流程，当时大家也都认为他就是符合儒家经典描述的圣王
 

5. 早期表面近乎完人，但其实性格有残暴压抑的一面。逼死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仅仅为了符合圣人形象。末期又异常迷信图谶，大搞形式主义封建迷信
 

6. 后世总结，是个儒家理想主义的书呆子式的强力贯彻者，但其实能在权利中心沉浮历练那么多年，不可能是书呆子，只不过是缺少基层磨练、理想情怀又太重罢了